在一个转型中的国家，经济的腾飞如同一颗璀璨的流星划破夜空，令人瞩目；而其降落，则如同日升月落，是规律的必然。然而，迫降的风险，却如同云雾中的暗礁，时刻提醒着我们谨慎前行。

　　眼下，中国经济正逐渐挥别昔日的高速增长时代，步入了一个由多种因素叠加而成的特殊周期。增长峰值、债务峰值、人口峰值、房地产峰值以及国际贸易和技术转移红利的峰值相继到来，总量与结构问题并存，短期与长期矛盾交织。

　　然而，在微观层面，我们依然可以寻觅到四大充满机遇的赛道。这便是大众消费市场的广阔天地，银发经济领域的无限商机，不良资产处置的金矿，以及企业与资金出海的壮阔航程。

　　当经济体的长期增长趋势发生转变，总需求增速放缓甚至步入下滑轨道时，企业应如何在这股经济逆流中稳健前行呢？

　　我们可以从日本的经历中汲取智慧，“摸着日本过河”。日本，这个曾经的经济巨人，在经历了高增长的辉煌后步入了大衰退的阴霾。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企业界风起云涌，破产、债务清理、资产负债表衰退等现象层出不穷。然而，在这漫长的经济寒冬中，有一个领域却如梅花般傲然绽放，那便是大众消费市场。优衣库、无印良品、7-11等知名品牌正是从这片土壤中茁壮成长，走向世界。

　　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引发了一场“地震”，房地产和股票市值大幅缩水，企业资产负债表遭受重创，经济增长乏力，陷入了债务与通缩的恶性循环。在这场危机中，有效需求萎靡不振，购买力大幅下滑，消费降级成为普遍现象，不少中产家庭跌落至中低收入阶层。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将这种社会结构变化称为“M型社会”，而我更倾向于称之为“幂率型社会”。

　　随着社会的下沉和中产的塌缩，消费降级积累起了一个庞大的大众消费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的机会究竟在哪里呢？

　　要探寻这个机会，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大众消费的特征。从高增长到大衰退，日本家庭的消费观念和行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增长时代，人们的消费观念是“买买买”，而如今，这一观念已被颠覆。日本消费领域专家三浦展在其著作《孤独社会》中指出，1997年以前，日本街头还充斥着泡沫经济的影子，而到了1998年，这一现象戛然而止，街头休闲时尚开始占据主流。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这场危机彻底击溃了日本经济重振的信心。自1998年起，日本自杀人数激增，社会心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三浦展认为，这一年标志着日本高增长时代消费的终结和新时代消费的开始。

　　在这个新时代，消费心态转向了低调务实，“全身优衣库”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不再追求奢侈品的品牌调性来表现个性。这种消费心理的变化被优衣库、无印良品等日本大众消费品牌敏锐地捕捉并迎合。这些品牌的产品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价格亲民但不失品质，设计简约而富有品味和审美，服务恰到好处既不怠慢也不过度，总之极度追求性价比。

　　与日本品牌相比，ZARA和H&M等欧美品牌虽然也曾在中国快速扩张，但它们的消费逻辑截然不同。ZARA和H&M主打“快时尚”，追求款式新颖而不注重产品品质；而优衣库和无印良品则主打性价比和简约设计，更注重产品的实用性和全球化标准化生产与销售。

　　要做大做强大众消费市场，关键就在于如何做到极致的性价比。在购买力不足、价格下降的背景下，如何保持品质和设计的同时压低成本呢？答案就在于打造高效的全球供应链。日本企业通过整合全球资源、使用廉价的日元融资、利用新兴国家的土地和劳动力以及欧美国家的技术等手段，成功打造了高效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从而将性价比做到了极致。

　　回望中国近些年的大众消费趋势也很明显地反映了中产下沉和消费降级的现象。拼多多的崛起、瑞幸咖啡的销售额超过星巴克等现象都是明证。在当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下，中产阶层遭受了需求和供给两端的冲击。他们的资产配置在房地产和股票上可能已大幅缩水，而就业阵地如房地产、教培、互联网、金融等也遭遇了重创。因此，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中产阶层的钱将变得越来越难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机会。中国消费品牌纷纷向日本取经，学习如何抓住大众消费市场的机遇。名创优品和小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们通过整合产业链、打造极致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等方式成功抓住了大众消费市场的机遇。未来20年是中国大众消费市场的大发展时期，只有真正理解并抓住这一机遇的企业才能在这场经济变革中立于不败之地。

　　银发经济，乃是经济减速与老龄化时代中“唯二”的璀璨星辰，为投资者指明方向。想要探寻这片星空的奥秘，我们必须深入理解银发经济的脉络和老年人消费的特性。

　　当一个经济体悠然步入老龄化的殿堂，政府财政的温暖光芒便逐渐照耀到家庭福利之上，尤其是那如甘霖般的养老金。简而言之，税收与政府债务融资的涓涓细流，最终汇聚到退休老人的手中。而这些银发族群的消费力量、预期与偏好，正悄然影响着经济的增长与结构的变迁。

　　回首日本的泡沫危机之后，老龄化与大衰退如同一对共舞的舞者，相互缠绵，相互影响。老龄化可能为大衰退的舞曲加速了节奏，而大衰退又可能为少子化和养老压力增添了沉重的注脚。当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基建投资来拉动总需求，填补房地产投资下滑的空白，却发现此举效果有限。随着老龄化的步伐加速，养老金与利息支出的规模如滚雪球般膨胀，政府不得不将更多的财政资源转移到社会保障的温暖怀抱中。

　　而政府对养老金的投资力度，便成为了决定老年人消费能力的重要砝码。让我们聚焦于一个关键的指标——养老金替代率。这一比率，如同退休生活的晴雨表，衡量着老人退休后的生活水平落差。若一个人退休前的工资是万金之数，退休后养老金为六千，那么养老金替代率便是六成。如今，日本的养老金替代率约为61%，略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却低于美国与北欧的慷慨。在日本，一对退休夫妇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大抵相当于其退休前工资的六成，与年轻工薪夫妇的月工资不相上下。因此，尽管日本政府债务缠身，但日本的老年人依然保持着稳健的消费能力。

　　然而，在相同的收入水平下，老年家庭的消费预期却显得更为保守。这或许与生命周期的韵律有关，老年人的消费活力与兴趣逐渐衰退；又或许与信贷市场的风云变幻有关，年轻家庭更敢于借助借贷的力量进行消费。

　　老年人的消费偏好自然也有其独特之处。他们更多地转向与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如医疗器械、生物制造、老年人食品等。例如，日本的GROOVE X株式会社便深耕于陪伴型机器人的领域，而明治这样的大型食品公司也开发了不少适合老年人身体的食品。

　　如今，日本的银发经济已经成熟如秋日的硕果。国内不少大健康类企业也纷纷踏上赴日考察之旅，探寻大健康与老龄化市场的奥秘，学习日本企业如何做好大健康这篇大文章。

　　然而，我们也需将目光转回中国的老龄化趋势与银发经济特征。当前，中国的生育率已低于日本，少子化趋势加速，而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的速度更是迅猛如虎，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那么，中国老年人的养老金又处于何种水平呢？目前，中国的养老金替代率约为41%，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的最低标准。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养老金存在着“三轨制”的现象，农村老人与职工、体制内人员的养老金差距悬殊。

　　因此，在中国，普通家庭的老年人消费预期更加保守，他们更倾向于将仅有的养老金紧紧握在手中，为另一半、下一代、孙一辈留下更多的保障。

　　这种养老金替代率低、养老金不足以及“三轨制”的现象，正是中国银发经济的需求特征。这也决定了中国的银发市场是一个充满不均衡与结构性机会的市场，主要购买力来自于体制内的退休人群。

　　在具体市场上，受传统文化与购买力的双重约束，养老院服务成为了一个难以攻克的市场堡垒，而轻型社区养老也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窘境。然而，老年人健康食品、生物制药、医疗器械等领域却展现出了广阔的天地，可穿戴医疗仪器与提前干预医疗更是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以种牙市场为例，随着老年人牙齿的逐渐损坏与脱落，种牙市场的需求日益旺盛。

　　此外，还有两个市场值得我们深入关注：一是跨国养老市场，随着日韩等国老人的外溢养老需求不断增加，中国的东北老人也开始向南迁徙寻找更宜居的养老环境；二是老龄化时代的投资机会市场，随着保险与养老金配置比例的不断提高，投资者们正瞄准这一趋势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

　　各国文化千姿百态，债务特征各异，破产法案及其司法制度亦不尽相同，因此，债务出清的节奏与方式自然也是五花八门。在这一领域，资产出售、债务重整、破产清算，此三大细分市场各有千秋，风险与热度并存。

　　以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为例，家庭部门债务在市场原则下如狂风扫落叶般迅速出清。得益于成熟的个人破产法，许多家庭在次贷违约后能够迅速步入破产程序。而诸如房地美、房利美、贝尔斯登等金融巨擘，则在美联储与联邦政府的庇护下，稳稳地进行了债务重整。故而，在此次债务出清中，家庭与中小企业多选择破产清算，大型企业则更偏向于债务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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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观1990年泡沫危机后的日本，企业破产风潮虽起，但债务出清之速度却远不及美国。彼时，不少日本企业资产负债表受损严重，然他们却选择掩饰资产缩水之实情，通过变卖资产、计提利润等手段，坚持偿还贷款，以免银行重新评估资产而引发挤兑破产之风险。令人遗憾的是，当时日本企业财务造假现象屡见不鲜。正因如此，在那场债务出清风暴中，日本的资产出售市场显得尤为活跃。

　　日本家电、电子巨头纷纷抛售终端业务，其中不乏被中国企业慧眼识珠，收入囊中的案例。诸如海尔收购三洋在东南亚的白电业务，联想将日本电气的PC业务揽入怀中，长虹、海信、创维以及美的等中国企业亦各有所获。

　　现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过度借债的阶段。地方政府债务已触及百万亿大关，家庭部门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亦是不容小觑。这三项合计已超过三百万亿的债务，为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孕育了巨大的潜力。

　　其中，房地产债务无疑是不良资产处置的重中之重。当前，不良资产业务主要聚焦于那些正遭遇流动性困境的开发商。在这个市场中，各方势力纷纷出动，有人寻觅资金，有人寻觅合作伙伴，更有人寻觅优质项目。一些金融机构甚至远赴中东，寻求中东财团的资金支持，以期在国内资产市场抄底。

　　以万达为例，其核心资产大连新达盟商管公司近日已被五家投资机构联手收购，为万达商管集团注入了六百亿的流动性，尽管代价是丧失了六成的股权。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此次收购的投资机构背景多元，既有美资背景的Ares Management，又有亚洲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太盟投资，还有中国央企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资本，更有中东财团——阿联酋财政部控股的阿布扎比投资局和穆巴达拉投资公司。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十年里，中国将有大量资产易主，不少私人资产将被实力雄厚的中资、外资财团收购，富有阶层的资产所有权格局将迎来深刻变革。

　　然而，中国此轮债务出清的效率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房地产市场走向扑朔迷离，价格调节债务出清之路仍漫长且艰巨；另一方面，中国的破产法案及相应司法程序尚待完善，同时顾及社会风险，司法在推进债务重组或破产方面步履维艰。

　　展望未来，资产出售市场将持续扩张，机遇与挑战并存；债务重整市场操作难度不容小觑；而破产清算市场规模相对较小，略显鸡肋。债务出清的效率不足与不确定性将加剧不良资产处置的风险。一些企业或许会错失债务出清的良机，导致资产价格持续下滑，最终陷入资不抵债的窘境；而一些接盘企业亦可能因低估各种不确定性而被卷入纷繁复杂的债务纠葛中。与大众消费市场、老龄化和养老市场相比，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既是机遇之地，也充满了未知与风险。在这个债务达峰后、债务出清却不顺畅的时代里，抄底中国资产不仅需要资源与实力，更需技术与关系的双重加持。这，唯有“人精”方能胜任。

　　今年，有人高喊“不出海，无未来”的口号，揭示了企业与资金出海的紧迫性。说到这背后的动因，不外乎两大推动力。

　　首先，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步入平稳阶段，增量渐变为存量，内卷的压力如潮水般涌来。如今，我们的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国内产能高达全球的30%，而消费仅占14%。内需不足，外贸环境又日趋紧张，大量产能急需寻找新的出路。对于企业来说，出海就如同在未知的海洋中探索新大陆，虽然充满未知，但也可从日本企业的成功经验中汲取智慧。

　　日本企业的出海之路可谓历尽沧桑，他们的足迹遍布全球，每当国内经济风起云涌，他们便扬帆远航，向新兴市场输送过剩产能，同时也在欧美市场与强手过招。正因如此，日本产业结构在过去的70年里得以持续升级。大衰退期间，日本企业再次成功地将产业大旗插向了亚洲新兴市场。

　　如今，众多日本大型制造企业已是全球化的跨国公司，40%的营收来自海外市场，市值前十的上市公司更是有80%的营收来自海外。他们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令人叹服，欧美技术、日本资本、中国与新兴国家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都被他们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同时实现了全球化、多币种的风险对冲。

　　大型企业总是最先触碰到经济体增长的天花板，他们也是变革的先锋，美的等制造业巨头早在2008年便开始了在新兴国家的投资布局。近年来，从制造业到零售、软件乃至互联网产业，出海的动力愈发强劲。跨境电商的火爆，助力中小企业走向世界；软件、游戏和互联网公司也正在迅速占领欧美与新兴市场。

　　另一大动因则是中美关系的变化与国际贸易的紧张。拜登政府的政策导向正在推动产业向印太地区和北美转移。为了稳定的外贸订单，不少企业选择将工厂迁至海外。

　　中国企业出海的航线主要指向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等亚洲新兴国家以及墨西哥。这些国家在中美关系的转变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然而，出海并非一帆风顺，企业需实地考察，深入分析当地的营商环境、政策、基础设施等诸多因素。

　　中国企业出海有两宝：一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内卷”法则；二是领先的消费类应用。但这两宝也可能成为当地政策的打击目标。同时，美国政府也在密切关注中国企业的出海动态，特朗普甚至放话要对在墨西哥生产的中国汽车征收重税。尽管如此，大部分出海产业并不会遭遇美国的重重阻挠。

　　资金出海的逻辑与企业出海如出一辙。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高负债引发的低通胀，中国正步入资产荒时代。大类资产收益率超过3%已属罕见，房地产和股票投资甚至可能面临亏损。而美元储蓄、美债和美元储蓄保险的收益率却稳稳地站在4%-7%之间。境内外收益率的差异自然催生了资金出海的强烈动力。

　　当前正是中国家庭调整资产配置的黄金时期。安全性、流动性和对冲性将成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三大关键词，全球化配置和多币种对冲将成为重要趋势。

　　展望未来十年，大众消费市场、银发经济、不良资产处置以及企业资金出海将是中国经济的四大主赛道。大企业需稳健转型出海布局；小企业则需灵活应变抓住每一个结构性机会。这便是中国经济的新航向也是每一个企业和家庭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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